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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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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当有高境界

    作者:发布时间:2018-06-12浏览次数:632

     “酒绿灯红”,原作“灯红酒绿”,形容淫乐尽欢之场面,特指一种以满足物欲和获取感官刺激为目的的畸形享乐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如今,当你穿梭于都市的滚滚红尘之中.新奇的霓虹灯和电子广告会执拗地提示你:哪里有歌厅酒吧,哪里有生猛海鲜,哪里有帝王般的逍遥和望门贵族样的阔绰……就连那些苍凉的边陲小镇也不难寻觅到夜总会、洗头屋……

     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人们有了比果腹蔽体更高的消费需求,也不为怪。但凡事都要有个度,超过了这个度,事情就会有些不妙。现实中,有的人在告别了以精神代替物质、把人的正常欲望视为异端的“苦行僧”式的旧观念之后,又走向了 排斥精神、膨胀个人欲望、沉溺于“酒绿灯红”的另一个极端。某些暴富的“大款”,某些经不起物质诱惑的“公仆”,把纵情声色、纸醉金迷的畸形消费推向令人瞠目的程度,严重地败坏社会风气.助长了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

     古人枚乘写过一篇流传千古的名赋《七发》,记载了吴客为楚太子诊病时说的一段话:不论出入都以车代步,那是麻痹瘫痪的机兆:幽深的房屋,清凉的宫室,那是感寒受热的媒介:妖姬美女,那是砍伐性命的刀斧;佳肴美酒,那是腐烂肠胃的毒药。楚太子听后,不觉吓出一身冷汗,病情竟然好转。

     后来苏东坡在《教战守策》中,把一个国家的强弱和一个人身体的好坏联系起来,指出人不能活得太安逸,太娇贵:王公贵族居于广厦重屋之下,出入则车代步、风则袭裘避寒,雨则张盖护身。为什么却每被寒暑所侵而苦于染疾呢?相反.苍头百姓终岁辛劳,生活简单.却少得病.这是什么道理?那是因为劳动者筋骨常受磨砺,调动了内在的抗御机制,才涉险不伤。但人追求享乐,身不经风霜,言战斗则缩脖身颤,闻盗贼则装傻祛祸。国难当头,谁能驱使!

     古人的上述远见,包含着一种辩证的苦乐观。苦与乐是相辅相成的:苦中有乐,苦中有益;乐中有苦,乐中有害;乐从苦来,鄙弃吃苦,也就不可能有乐;乐极生悲。以享乐为人生唯一追求,难免吃大苦头。吃山珍海味,喝琼浆玉液.纵情声色。用公家的钱去豪赌的人,不但为心理正常的人所不齿,恐怕他自己一旦从醉态中缓过劲来也会觉得十分无聊。这些人会不会因享乐无度而发生代谢障碍,染上各种现代病、富贵病,乃至堕落为不可救药的吸毒者和以身试法的洗钱狂徒,则更是未可知的。所以,树立正确的苦乐观、引导健康的消费观,实在是安身立命和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

     有学者认为人的生命层次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是本能的自然生命;第二层是文化的道德生命;第三层是内在的自觉生命。第一、二层次的生命是入世的生命。是作为社会成员的“我”的生命,而第三层次的生命则是出世的生命,它已经超出了“我”,而是人类终极意义上的感悟和觉醒。如果说第一层次的生命主要是物质的、第二层次的生命是物质和精神共有的,那么第三层次则主要是精神的。人类要生存要发展,当然离不开物质文明。但光有物质的享乐而没有精神的追求,我们就会永远停留在生命的浅表层次,或者讲只反映了动物性的一面而没有体现出人性的一面。

     17世纪最卓越的数理科学家巴斯卡尔说过:“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有思想。”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哲人毛泽东则说:“人是应该有一点精神的。”

     历史和当代,出现过许多生命中放出过光辉的人物,但他们在物质上却大都是匮乏的:孙中山15岁之前穿不起鞋子:安徒生以棺材板作为自己的卧榻:曹雪芹“寒冬噎酸,雪夜围破毡”…他们就像烈火中的钢铁,风雪中的腊梅.经一番苦难,放一番光彩!

     再说,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绵延的世代系,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如果只知自己享乐挥霍,不去建设积累,不去以自己的汗水和心血创造更高层次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那么,这个社会岂不要退回到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

    一个美好社会的公民应当具备很高的境界。雷锋是这样的人,他说,一个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焦裕禄是这样的人,他心里装着兰考老百姓,唯独没有他自己;孔繁森是这样的人,他宁肯自己卖血也要救助念不起书的藏族孤儿。他们实现个人幸福与集体幸福、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的高度统一。也就是说,人生当有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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